气候政策的主要类型_气候政策

1.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哪些政策工具和措施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第一部分

3.中国有哪些气候治理举措

4.全球气候治理层面上的几个国际公约无法消除全球气候治理的矛盾与摩擦

5.形势政策中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6.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有哪些措施

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的最高哲学理念：“天人合一”与“天人互泰”

文／啠囦

关于宇宙观和自然观，中华优秀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表述，其中有：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人感应、天人互泰等。其蕴含的哲理，均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天人关系的根本看法，也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美好愿望。

“天人合一”之“一”，即元、始。“一画开天”、“一也者，万物之本也”。“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天人合一”，源于古代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观点。认为人与天地是同源一统的有机结合体，蕴含着人与万物同构、同体、同象、同理、同心、同气……等关系。而正式使用“天人合一”一词，是北宋思想家张载在其《正蒙·乾称篇》中。

“天人互泰”之“泰”，即“安宁”，“泰，通也”。也作“极”、“太”。《易经》中“泰”卦，是阴阳和谐、包容一体的完整结合，“天地交，泰”。“天人互泰”，源于当代梁缺《天人互泰》中的“与天为善，其趣无穷；与地为善，其益无穷；与人为善，其乐无穷。天人互泰，方存浩长”观点。它以取法天道，合乎自然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倡导人们对自然万物应持有仁德之心，将自然万物视作与自身有机的相连存在。并明确了人的责任义务，规范了人的行为准则，强调了人的自觉能动。

“天人互泰”自然观是指天与人、人与自然彼此保持安定太平、和谐美好的常态关系，即天人和谐共生关系。它是以“天人合一”理论为基石的新构建，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脉的新发展。“天人合一”与“天人互泰”，两者由于出现的历史背景不同，故思想意蕴也不尽相同，后者除文字表达上的创新外，内涵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远古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不高，其许多行为与结果只能以“应天而行”、“上天意旨”等态度作解释和把握。“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人们着重思考的是“合一”问题，形式多以“静态化”、“单一性”、“机械式”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天人互泰”理念，则是对中华文明宝库的深入挖掘、承古人智慧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它将人与天的互动作思考，着重探讨“互泰”思想及“因果”辩证，形式多以“动态化”、“多元性”、“灵活式”出现，在科技文明时代的背景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唤醒人的道德良知，积极应对生存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切，破解面临的难题和困局。因此，在天人关系理念中，“天人互泰”是一种博众长、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自然观，必将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在现代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上，讨论天人关系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理想情形，人类应该怎么样才能与自然界保持着和谐的互泰关系等方面，均有着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

“天人互泰”作为一种全新的宇宙观、生态观，它据于易理、源于哲理、循于公理、合于义理。是传承、守正、创新、包容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理念和时代精神，它以创新的科学方法和基本要领，不离老祖宗的根和魂，从分析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出发，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图景，考察人类在自然整体中的作用。它源于时代、源于实践，涵盖了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的知识，融道、释、儒等学说于一体，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一般规律。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拓宽了理论视野、提供了精神动力。

人类活动的一切感知、认知以及已知信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为了预测未来和把握未来。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等。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因此，人类未来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天人互泰”理念中，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因果循环，天人是一对互动的、因果的关系，互善则互泰，互恶则互否。其理念构想，运用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以广阔的情怀和长远的眼光，描绘了一幅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画卷。

人类不论种族、肤色、地域、历史、宗教、文化及制度之别，均处于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中。人类不同的文明与在不同的时期，应坚持“和合互融、共生互鉴、包容互进”原则，在弘扬其共同价值的同时，体现“和而不同”、文明共享。在中华文明史上，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讨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其中“天人合一”思想，伴随着农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而“天人互泰”理念，是“天人合一”的一脉赓续，是现代文明的别样绽放，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也必将为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新活力。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哪些政策工具和措施

世界气候峰会刚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结束。地球变暖的代价，雪灾、台风、暴雨、干旱……各种各样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究竟该怎样由地球上的60亿人分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旨在从政治的角度，试图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

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影响尤其深远，被誉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气候变化的政治》这本书，主要阐述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内容涉及气候变化、风险与危机，绿色运动及其未来，国际谈判、欧盟与碳市场，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等。书中指出，气候变化会对每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

全书一开篇，吉登斯便以一种灰暗的笔调，表明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本有关梦魇、灾难和梦想的著作……”这些灾难和梦魇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结果上。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问题是，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一切都太晚了。这种现象在书中被称为“吉登斯悖论”，悲哀的是，我们就被这种悖论包围着。

但吉登斯认为，问题并不主要存在每个个人身上。恰恰相反，和政治家应该对这种现状负主要责任。他认为，我们现在缺乏一种关于气候变化的有效的政治，不仅缺乏成熟的政治理论，也缺乏成功的政治实践。本书正是试图在现有的各种制度的框架内，提供一套新的政治思维，以帮助应对和处理气候变化。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而非气候变化本身的书。

吉登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建议。首先，要将气候变化纳入日常生活；其次，要避免政治上的两极化，即支持与反对的严重对立；再次，要给企业、消费者和政治***以激励，并做出行动导向和创新性方面的努力；最后，要将气候变化纳入地缘政治格局。建议虽好，但怎样实施，却是摆在世人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对于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国，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吉登斯认为，是高度工业化国家首先向大气层注入了大部分排放物，导致了全球性危机。所以，工业大国必须承担起控制排放物的第一位责任。它们必须带头降低排放，走向一种低碳经济并实施一系列足以把这些变化整合进去的社会改革。

在探讨气候变化的同时，吉登斯还充分肯定发展权。“大国需要减排，发展中国家可以放缓，因为首先要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气候问题。当然，吉登斯特别提到了中国，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决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哥本哈根：气候政治的新起点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寒气袭人。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方大会，拉开序幕。会场内，人头涌涌，气氛沸腾。会场外，一群身穿醒目红装、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竖立起两米高的绿色CHINA（中国）充气英文字体。他们是来自中国各地环保组织的青年代表。初生之犊，自信的眼神盖不住腼腆的心情，他们要向世界展示CHINA新的含义：?C?为气候/碳，H为人类未来，I为国际社会，N为各国各民族，?A为行动。哥本哈根，会否开启绿色中国的新时代？

此活动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中国民间环保NGO策划。适逢大会开幕式结束，各国与会代表纷纷驻足观看，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捕捉这个意外亮点。

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刻钟前，在大会开幕式上，笔者（王之佳）拜访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感叹艰苦复杂的气候谈判白了他的头。一般情况下，部长级官员只会出席会议后期的高级别谈判，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7日就到会，可见中国对此之重视。

与此同时，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在媒体答问大会上，为谈判定调，语气坚定地说：“哥本哈根大会是拯救人类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事实上，?过去一年，以美国为首的伞型集团、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等南北阵营、三股力量，合纵连横，施尽浑身解数，在2050年的长远减排目标、发达国家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如何符合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准则，以及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资金和技术转移等问题上，争持较劲。有媒体形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谈判。

会前，中国亦一改过去在气候问题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单积极主动地开展与欧盟、美国等关键力量的双边气候外交，并且主动出击，尝试引导国际舆论，例如于2009年11月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年度报告》，重申中国的减排政策。于大会开幕前10天，中央更高调地宣布了新的减排目标，提出在2020年将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基准减少40%~45%的目标。中国的减排立场，可说是鹤立于发展中国家，其实质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不亚于欧盟与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赢得不少国际掌声。

美国怪罪中国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初期，破天荒地每天举行媒体见面会，主动解答媒体疑问，宣传中国立场，底气十足，从容应战。但美国显然也是处心积累，有备而来。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于9日抵达会场，一改之前访华的温和态度，马上拉开战幔，措词强硬，炮口对准中国，表示“美国的经已放缓，排放真正急剧增长的国家反倒是中国”，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于美国的挑衅，气候大使于庆泰回击说，美国需要三省吾身，重新检视其谈判立场。双方往来叫阵，国际媒体则高调报道，中方越反击越陷足于美国精心设计的泥潭，会前极力营造的积极负责的形象，瞬间被转化为阻挠谈判的气候罪人，形势急转直下。

其后，卿希拉里抛出资金牌，大放烟幕，提出富国于2020年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援助，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执行之透明度。美国其实只是开出空头支票，千亿美元如何筹集等细节完全欠奉，根本没有承诺会出资多少，分明是个圈套，目的是转移视线，将矛头直刺中国最致命的弱点：透明度。中方理应早有预料，可惜官方的套路回应，抱守主权论述，表示方案不可接受，在国际社会前显得苍白无力，自说自话。美方偷袭得手，再下一城，中方被动牵制，阵脚终被打乱，谈判也胶着不前。

其实美国亦是内外交困，基于国内保守力量反对，气候政策寸步难行，连温和的能源法案在国会也再三折腾，赴哥本哈根之前，只能虚张声势，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实质只是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左右，与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至少减排40%的目标，差之千里。华府深知在哥本哈根难有作为，只望继续以“怪罪中国”的策略，混淆视听，推卸责任。事实上，美国超低的减排目标，欠缺诚意的谈判态度，对多边国际协商规则的藐视，才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根本障碍。中国本来准备充足，以为万事俱备，但毕竟并非如西方政客般老谋深算，整日与媒体周旋，将民意把玩得炉火纯青，在美式政治权谋和媒体伎俩下，高下立见，尽吃眼前亏。

12月18日，各国首脑在会上分别发言，据当时在场的环保NGO绿色和平谈判代表李雁描述，温总理的措词出乎意料地强硬，说不管这次会议是否成功，中国自己定下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并不以任何其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据称后来外交部散发的正式讲稿上，并没有这句话，显然，中国被惹怒了。李雁观察到，温总理在讲话时语带愤慨，而其后的发言，与讲稿也有出入，火药味更浓，直接把某些国家的资料透明度与世界减排目标和气候资金并列来谈，暗示中国不接受信息公开是谈判裹足不前的主要障碍。

对于中美剑拔弩张的公开对峙，李雁等NGO观察者心知不妙。据说，当日下午，当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首长在密会商谈时，不请自来，并径自坐下，跟4位新兴经济国家的***直接斡旋。几个小时后，乘坐空军一号飞回白宫，上机前，他“巧合”地赶上CNN的直播，宣布他与主要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共识。众多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看到电视直播，才惊讶原来会议经已“达成共识”。

没有参与磋商的国家，对于五国在最后一刻抛出协议草案，当然觉得不是味儿。这份五国草案，相较早前由28国拟定的版本更空洞软弱，不单没有发达国家的整体减排数字，欠缺具体的应对资金和技术转移安排，连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也取消了，甚至于2011年底达成具约束力协议的文字也删去了。至此，哥本哈根败局已定，全面的气候协议终成泡影。

连夜开会后，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苏丹代表于深宵召见记者，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这份强加的协议，直指这是“史上最糟”的气候协议，是迫使非洲国家走向末路的“死亡条约”。备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穷国，更是声泪俱下，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将受全球海平面上升而面临亡国，其谈判代表指：“先生，我们的未来，并不待价而沽。很抱歉告诉你，我们无法接受这项协议。”换来全场掌声雷动。欧盟也宣布维持减排两成之目标，部分国家推动减排三成之努力告吹。大会最后只是礼貌地表示“知悉”该协议，并没有提交正式表决。哥本哈根世纪会议最终在错愕、沮丧、愤怒和茫然的情绪中，仓皇谢幕。

中国在会前一直希望扮演积极的角色，可是在会议期间面临空前压力，且战且退，最终被迫入穷巷，腹背受敌，一方面被部分发展中国家批评；那边厢，美国的蓄意挑拨，尤其是临阵抛出中国必须增加透明度，以换取援助穷国的戏法，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隙缝，分化而治之。至此，美国成功将中国推在镁光灯下，成为哥本哈根败局的替罪羊。12月20日，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在《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外交部也只能以官话回复记者提问，乏力反击。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可算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外交滑铁卢。

哥本哈根启示

哥本哈根虽然溃败，但气候变化的威胁，并未因此而消散。讽刺的是，奥马巴飞抵华府，马上遇到大风雪，欧洲各国，亦受暴风雪吹袭，造成至少80人死亡。气候似乎也在报复控诉。在后哥本哈根的时代，全球联手应对气候危机，更显迫切。中国必须认真总结哥本哈根经验，检讨不足，以准备来年的气候谈判，尤其是一年后于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6次缔约方大会。

无论如何，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都是气候政治的新起点。首先，中国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国家立场，日后会面对更大的内外压力。中国的经济成就，尤其是经历2009年金融海啸的大浪淘沙后，一跃成为美国最大债主，其反弹之强劲，傲视全球。中国虽然一直拒绝掉入美国的G2双雄论述，强调多极合作，互惠共赢，但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欧美强国逐渐拉近，却是不争事实。欧美民众，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所折射而认识的中国，科技先进，建筑超前，更是与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相悖。美国政客，正是抓住了这种群众心理，加以渲染。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中国亦是高处不胜寒。这次会议上，77国集团的分裂公开化，源于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经已掩盖不住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而且，气候变化对各国的威胁程度不一，首当其冲面临亡国的岛国如图瓦卢和马尔代夫，当然是热窝上的蚂蚁，深受冰川融化威胁的高山国家，如拉美的玻利维亚，则对排放大国日益怨愤。

去年2月份在联合国全球环境部长会议上，尼泊尔的环境部长就曾亲口跟笔者说，他对中美之间的气候外交深感不安，担心中国不会坚守穷国小国的利益。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一贯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开创更切合实际的谈判基点，否则一身两头，内外交困，两边失义。

其次，中国根据《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发达国家由于历史责任，应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哥本哈根，这项原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公然漠视，提出不分南北的单轨制减排，迫使中国高调捍卫责任有所区别的双轨制。哥本哈根要讨论的，只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和行动，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将来关于第三承诺期、即2020年后的减排协定时，中国也难以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继续不用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绝对量化减排。中国充其量是以时间换空间，早晚需要修改立场。

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各地媒体全程追踪报道，中国媒体亦不遑多让，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全球化时代的电子媒体，无远弗届，美国气候特使先声夺人，就是利用媒体打口水战，引君入瓮，将中国锁在被动的回应澄清上，使中方只能否认，不能正名。通过CNN宣布与中国等达成共识，抢占诠释权，在民众面前邀功。美国在舆论上逃之夭夭，实是媒体策略运用成功所至。反观中方，虽然在媒体沟通上有所突破，每天主动召开记者答问会，但积习难洗，整体策略仍然因循呆板，遇到逆境时只会重复官腔。更主动、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更灵活的新闻发布，似乎是必走之路。

中国NGO和青年志愿者首次集体亮相国际气候大会，象征了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中国的社会化。中国过去基本上包揽了气候政治，今后应该更为开放，更积极地鼓励国内的民间力量关注气候变化，并支持他们作出切实行动应对，推动低碳生活。中国代表团亦应考虑与国际环保组织更紧密合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协同推动全球的减排协议。

最后，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在哥本哈根亦是初登气候舞台，学习其他国家的参与经验。好利来的罗红、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都被联合国环境署邀请乘坐气候列车到哥本哈根，同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的十多名企业家，参加了“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并发表宣言，展示中国企业家承担气候责任的意志。如何借助民间力量，与商界联手，亦是哥本哈根之后，中国急须考虑的新课题。

在通往哥本哈根之路上，中国显然明白到，积极减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利多于弊，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自“十一五”规划，就将单位GDP能耗减少20%设定成地方一把手政绩考核之一，全力推动节能减排。2020年碳强度削减四成以上的目标，如无意外，亦会按比例列入“十二五”规划中。随着国内新能源的飞速发展，老旧产能的淘汰，中国有能力在2040?年甚至2030年让碳排封顶。温总理月前提出的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点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就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电动汽车三项低碳产业。

种种迹象，表明明确意识到减排这个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国家的任务是引导市场尽快地适应这个潮流，在政策上面配套，使企业能够尽快地占有先机，带领我国的绿色发展，并且走在国际前沿。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保障。事实上，一些前瞻远见的中国企业，已经不动声息走在低碳革命的前沿。上海正在兴建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个海上风电场，而美国第二大风电场使用的设备，亦是中国制造的。

面对30年来放任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为了保持中国企业的环球竞争力，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无论哥本哈根成败得失，中国都必须努力减排，走上绿色发展之路，这是毫无悬念的。哥本哈根没有完成任务，达成全面的国际协议，但也算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个新起点，、企业、民间社会必须肩负责任，同舟共济，积极面对，加快走向绿色的、低碳的未来。

（卢思骋,资深环保人士。王之佳,原任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现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司级协调员）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第一部分

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是走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环保经济的必由之路。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条件，在不同时期或区域始终都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决策和运行、政策法规制定以及社会某些制度的形成，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甚至还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

一般来说，生产力水平越低下，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明显。而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往往会导致原有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肯定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又要充分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应努力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尽可能解决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片面与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克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全面进步、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要时刻注意在利用生态环境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在改变生态环境中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就是变生态环境物为社会财富的过程，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实质上就是解决人类需要增长与生态环境有限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当前，尤其要提高对生态环境价值及其有限性的认识，并通过制定和完善各种配套的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切实转变生产方式，尽快摆脱高投入、高开发、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模式诱发的生态环境危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惟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丽水实际出发，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市建设为载体，以辩证思维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科学把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清醒地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繁荣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两大目标，也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辩证对待、不可偏废。加快经济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首要任务。

我国在加速向着工业化强国迈进的步伐，环境污染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问题，与此同时，也在提示开展环境保护运动的必要性，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单从遏制环境恶化，制止大气环境、水环境恶化的角度来说，就应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当然，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还必须提高人们的保护环境的意识，加大资金投入，搞好技术升级，拓展和研发替代能源，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发电，提高单位产量的能源利用率。

发展低碳经济、构建低碳城市不仅是、专家的事，积极树立低碳生活理念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而且意味着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低碳生活，是一种自然而然去节约身边各种的习惯。我们应该积极提倡并去实践，注意节电、节油、节气、垃圾回收以及绿色出行，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每个节能细节做起。很多低碳生活方式，大家都是可以做到的，即使是再小的一份力量，都是对发展低碳经济、构建低碳社会的一种支持。

我们要实现宏大的节能降耗战略，或许要取决于很多细微之处。人们应看到，这“细微之处”不只是制造业、建筑业中许多节能技术改进的细节，也包括日常生活习惯中许多节能细节。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每个人生活习惯中浪费能源和碳排放的数量看似微小，一旦以众多人口乘数计算，就是巨大的数量。科技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有责任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公众开展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创意活动和普及工作，使“节能减排”，“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的科学发展决策，变为全民的实际行动。

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的“世界公民”责任担当，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因此，倡导低碳经济、改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此外，随着高科技在各个产业渗透,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散，使得企业提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大大增加，从技术上讲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将成为制胜的焦点。因而，企业必须进一步充分认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企业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是技术创新，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才能在未来严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企业发展战略，贯彻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在关键领域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在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技术创新对于一个生产企业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亦如此。科技是生产力，技术创新也是生产力。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倍增器，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推进器。

技术创新、技术升级既有助于产品升级，也有助于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低代价的生活方式。低碳不仅是企业行为，也是一项符合时代潮流的生活方式。作为在当代生活工作的我们，可以随手做到的就是：多乘坐公共汽车出行，少开车，楼层不高就尽量少乘电梯，徒步上楼，还锻炼了身体，下班时电脑别待机，出去的时候关掉一切电源。多用电邮，MSN等即时通讯工具，少用传真打印机；尽量少使用和不用一次性牙刷、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水杯，因为制造他们所使用的石油，是经过亿万年的演化演变过来的。

我们要出门尽量步行，低碳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同时，主动加入环境保护的行列，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识，为保护地球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降低碳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节能减排势在必行，低碳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低碳生活不仅是一种态度、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责任。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必然要有负责任的公民。我们不仅要倡导低碳生活，更应该主动践行低碳生活。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共同地球，选择低碳绿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有哪些气候治理举措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

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

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

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1990年中国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2000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下降了16.1%。

三、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

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把实行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中国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全球气候治理层面上的几个国际公约无法消除全球气候治理的矛盾与摩擦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气候公约》明确提出，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气候公约》同时也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履行《气候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特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本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中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继续做出贡献。

形势政策中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全球气候治理层面上无法消除全球气候治理的矛盾与摩擦的国际公约有：《京都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巴黎协定》。

1、《京都议定书》：此公约的目标是限制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然而，由于美国在国会未批准的情况下全球率先退出《京都议定书》，且欧盟和日本对其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影响而执行困难，这一公约在实践中受到很大限制，也引发了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和义务的广泛争议。

2、《蒙特利尔议定书》：尽管该议定书在限制使用那些可能导致臭氧层破裂的物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其并未涉及对温室气体的限制，因此，它并没有直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从而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全面性上存在明显不足。

3、《巴黎协定》：此协定确立了工业化国家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要求各国制定和公布减排。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以及各国的具体减排目标存在差异，该协定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不少挑战和摩擦。

全球气候治理的方法：

1、制定国际公约：制定国际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国际公约通常规定了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和原则。通过国际公约的制定和实施，可以促进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合作与协调。

2、建立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组织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国际组织通常负责协调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就是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

3、推动跨国合作：推动跨国合作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跨国合作可以促进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相互支持和协作，加强技术创新和共享，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4、加强国内政策：加强国内政策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各国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等措施，加强国内的气候治理，从而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贡献。

5、提高公众意识：提高公众意识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宣传教育、公益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理解，增强公众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关注和支持，从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有哪些措施

取了以下七项措施：

——组建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机构。1990年，中国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1998年改名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指导参加有关国际谈判，制定和协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积极参加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1990年起，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1992年签署公约，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公约。1998年，中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2002年核准了这一议定书；

——取一系列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承担的具体义务。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正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预计将于年内正式公布；

——开展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中国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包括基础性研究和政策研究，与国际社会开展了合作研究；

——为实施《京都议定书》做好准备。中国成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审核理事会，并发布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规定了项目申报和许可程序。目前已经正式批准了两个项目，还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

——开展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

1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这是肯定的，气候变化的主因是二氧化碳增多，植物会吸收二氧化碳并转化为氧气，促进碳循环和碳氧平衡。 2另外，造成温室效应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化石燃料的燃烧，如煤，天然气，石油。会释放二氧化碳。所以要大力开发新型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 3汽车尾气排放会排放出温室气体，不只是二氧化碳，还有氮氧化合物等。所以现在有些城市已经推出了公共自行车系统，新能源电动出租车，和新能源公共汽车等，号召人们环保出行。 ? 4 制定碳排放，限制全年总碳排放，制定法律法规，对汽车的碳排放量进行规定，关停不合格的工厂。 ? 5加强公众环保意识教育，减少对木材，电，水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