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风险指数怎么查的_气候风险指数怎么查

1.什么事生物入侵,依据相关生态学原理提出可能的防治对策

2.生态遭到破坏会影响到卫生环境（健康）什么？预防措施怎么弄？

3.天气期货的国际现状

我国地域辽阔，栖息地类型繁多，生态系统多样，大多数外来物种都很容易在我国找到适宜的生长繁殖地，这也使得我国较容易遭受外来物种的入侵。据统计，目前我国至少发现188种入侵植物、81种入侵动物、19种入侵微生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中，我国发现了50种，对农业、林业、水利、畜牧业等造成严重危害。仅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为例，“十一五”期间年均发生面积1.7亿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达1100亿元，其中危害最为严重的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等造成的林业年均损失高达110亿元。

由于长期以来对外来物种的入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系统的调查研究，至今我国仍不能提供较为权威的反映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的目录资料，虽然国家环保总局曾公布了首批16种“外来物入侵物种” ，但实际入侵动植物的数量却远不止这些。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已知的外来入侵物种至少包括300种入侵植物，40种入侵动物，11种入侵微生物。其中水葫芦、水花生、紫茎泽兰、大米草、薇甘菊等8种入侵植物给农林业带来了严重危害，而危害最严重的害虫则有14种，包括美国自蛾、松材线虫、马铃薯甲虫等。

这些外来入侵生物，目前已然成为我国农业、林业、牧业生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头号敌人。

一方面它给我国农业、林业、牧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估算，仅几种主要外来入侵种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多达500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它使得我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任务更加艰巨。据调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100种破坏力最强的外来入侵物种中，约有一半侵入了我国。与此相一致的是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有156个均在我国。因此，维护生物多样性，全力抵御外来物种的入侵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目前来看，我国尚没有制定一部专门的外来物种管理法规，更没有建立外来物种引进的风险评估机制、综合治理机制及跟踪监测机制，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立法分散，可操作性不强

目前与外来物种防治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环保法》、《海洋保护法》、《农业法》、《渔业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法规之中，不仅过于分散，不成体系，而且其规定过于原则，针对性和操作性均不强。

如《环保法》虽然涉及到了环境生物的保护，但却并未明确提出外来物入侵及其防治的问题。又如，经修订并于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农业法》在64条第一款中加入“从境外引进生物物种应当依法进行登记或审批，并取相应安全控制措施”，但时至今日，我国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外来物种档案分类管理制度及定期调查的跟踪监测制度，如何进行“安全控制”？

2、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机构，涉及的部门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环保总局、农业部、林业部等。由于受各自职责所限，在外来物种入侵前的防范及入侵后的应对工作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节。令人痛心的是，一些本来可以被拒之门外的入侵种或可以在入侵初期被彻底根治的入侵种，却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最终肆意扩散和猖獗蔓延，而管理部门也错失了一次又一次预防和扼制其生长繁殖的大好时机。

3、相关规定仍显单薄，多项法律制度仍需建立或进一步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外来物种防治的内容都仅仅集中在对病虫害及疫种的检疫上，对于风险评估制度、跟踪监测制度及综合治理制度都鲜有涉及；对于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目标、程序、手段等也均未涉及。 1、建立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1999年以前，美国也没有设立专门机构领导防治外来物种的入侵工作，但日益严重的入侵危机和坚决的反入侵的决心促成了美国入侵物种理事会的诞生，而此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则是与不同级别、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各个部门、机构、单位进行积极协作，并对各部门之间的协作的执行进行监督。

具体到我国，应成立包括检疫、环保、海洋、农业、林业、贸易、科研机构等各部门在内的统一协调管理机构。此机构应从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利益出发，全面综合开展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在外来物种引进之前，应由农业或林业或海洋管理部门会同科研机构进行引进风险评估，由环保部门作出环境评价，再由检疫部门进行严格的口岸把关，多方协调行动共同高效开展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

2、完善风险评估制度

要阻止外来物种的入侵，首要的工作就是防御，外来物种风险评估制度就是力争在第一时间，第一地区将危害性较大的生物坚决拒之门外。

澳大利亚建立的杂草风险评价系统值得学习。该评价系统根据待引进物种的有关信息、生物学特征、繁殖和传播方式以及气候参数等情况，设计49个问题，通过问卷的方式回答每个问题，再对每一问题的回答给出得分，将所有问题的得分相加，根据最终的得分与标准值的比较来决定是否引进该物种。一般包括三种结果：

一是允许该物种进口；二是不允许该物种进口；三是需要对这一植物进行更多的评价。

通过这样一种杂草风险评价系统可以表明生态系统受引进物种影响的可能性的大小，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些危害生态系统的杂草被引进。

我国长期以来对于有意引进的外来物种仅仅是由检疫部门根据检疫目录进行病虫害及疫种的一般性检疫，如果外来物中本身没有病虫害，或本身不是疫虫、疫草，则一般却可以安全过关。因此，对于首次引进或短期内不能发现其危害性的有害生物，没有对其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导致一大批有害生物堂而皇之地被引进我国。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已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2000年12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2003年2月1日施行）设专章规定了“风险评估”制度，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用定性、定量或两者结合的立法开展风险评估制度。此项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我国抵御外来物种入侵的一项重大的制度进步，但依笔者看来，仍存在两项不足：

第一，风险评估的主体仅限于检疫部门，缺乏与其他生产部门及科研机构的协调合作。毋庸置疑，科学的风险评估应当建立在对该项物种的生物学特征，繁殖和传播能力，亲缘关系各方信息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而各部门各科研机构的合作是获取充分信息的重要途径。

因此，笔者认为有关风险评估主体的规定不尽合理，应扩大合作范围。

第二，缺少评估具体指标的规定，仅仅规定了一些评估时应当考虑的因素，操作性不强。

笔者认为应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风险指数评估体系，即根据其遗传特性、繁殖和扩散能力及其生物学特征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设置不同的问题，根据回答问题的得分来量化其风险程度的大小，从而使风险评估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建立跟踪监测制度

某一外来生物品种被引进后，如果不继续跟踪监测，则一旦此种生物被事实证明为有害生物或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而逐渐转化为有害生物后，对一国来讲，就等与放弃了在其蔓延初期就将其彻底根除的机会，面临的很可能就是一场严重的生态灾害。

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首先应建立引进物种的档案分类制度，对其进入我国的时间、地点都作详细登记；其次应定期对其生长繁殖情况进行监测，掌握其生存发展动态，建立对外来物种的跟踪监测制度。一旦发现问题，就能及时解决。既不会对我国生态安全造成威胁，也无须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治理。

4、建立综合治理制度

对于已经入侵的有害物种，要通过综合治理制度，确保可持续的控制与管理技术体系的建立。外来有害物种一旦侵入，要彻底根治难度很大。因此，必须通过生物方法、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发挥各种治理方法的优势，达到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最佳治理效果。

5、加强检疫工作力度并建立外来物种疫情报告体系和信息共享体系

一方面，检疫部门应加强检疫，严厉打击走私动植物和逃避检疫；在外来入侵物种最易集中进入的地区，加强人员配合，加强检疫力量。

另一方面，加强科研和信息交流，建立起省、市、县级的多层次的外来物种疫情的报告和分析系统，并建立外来物种疫情的查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从而帮助农户或饲养户掌握病害情况，尽量减少风险。

结语

不同生态系统不同物种的引进给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随着各国不断完善现行的法律应对机制，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工作必将会取得更大成效，尽管这一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注释：

①“外来物种每年给非洲造成数十亿美元”[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3，（4）：101

② 蒋有绪.“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与入世后的对策”[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3，（10）：1

③张润志、桑卫国、孙江华、薛大勇、康乐.“生物入侵与外来入侵物种的控制”[J]．前沿，56卷6期：12

④ 陈赛.“外来物种入侵及其环境法律调控准则”[J]．新疆环境保护，2002，24（4）：32

⑤“外来物种每年给非洲造成数十亿美元”[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3，（4）：101

⑥蔡守秋.“论生物安全法”[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2）：4

⑦ 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16种有害外来物种分别为：紫茎泽兰，薇甘菊、空心莲子草、豚草、毒麦、互花米草、飞机草、凤眼莲（水葫芦）、高粱、蔗扁蛾、湿地松粉蚧、强大小蠹、美国白蛾、非洲大蜗牛、福寿螺、牛蛙。

什么事生物入侵,依据相关生态学原理提出可能的防治对策

西南山地滑坡灾害生态风险评价——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

杜悦悦,, 彭建, 赵士权, 胡智超, 王仰麟

1 引言

生态风险是生态系统暴露在某种危险环境状态下的可能性,其中区域生态风险评价关注一定区域内不确定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1-3],包括风险源（stressors）、风险受体（receptors）、暴露响应过程（exposure and response process）、生态终点（ecological end points）等评价要素[4]。随着生态与环境信息逐渐为决策者重视,生态风险评价中的风险受体由关键物种、种群、群落等自然生态系统组分逐渐拓展到区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范畴。风险源也相应地趋于复杂和多元化[5-7],但从风险因子释放胁迫的作用机理看大致可分为自然因素主导或人为活动主导等不同类型。目前,由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关联程度不断加深,人为因素替代自然因素主导环境变化和区域发展日趋成为客观事实[8-9],人类活动直接或主要诱发的生态风险类型往往备受关注,如矿业城市土地损毁[10]、海洋倾倒区沉积物富集[11]、湿地旅游开发[12]、渔业管理[13]等。相比之下,传统的自然灾害研究更侧重聚焦人员生命财产的损失风险[14-16],而对生态环境风险关注相对较少。当前全球环境变化下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低温、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使承灾区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安全与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极大影响社会经济、生态文明、人类福祉赖以发展的自然根基[17]。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灾害生态风险将风险源明确为自然或力量为主因并造成损失的各种灾害,以各类自然生态系统为风险受体,并同时关注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开展自然灾害生态风险评价,既丰富了偏重人为风险源研究的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又拓展了特定灾害易发区特征梳理、生态风险管理调控的新途径。

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是研究较大范围区域中若干不确定性因素胁迫生态系统从而产生负面生态效应的可能性及其大小的过程[18]。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组成部分,区域生态风险评价延续了前者的原理和框架,较为经典的是“概率—损失”二维模型[19],其重点关注生态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分别对应风险源的危险性以及风险受体遭受灾害冲击时的潜在损失;但从风险因果链模型视角分析[20],缺乏风险从源到受体暴露响应过程的显性表征。事实上,风险受体暴露于风险源并引发直接响应的“交界环节”在风险因果链模型中至关重要,其背后隐含了区域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的互馈、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以及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在局部受灾区与其背景环境之间的交换状态[4]。暴露响应过程体现了风险受体遭受风险源影响时是否发生损失的敏感性大小,可由区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来表征。然而,现有的区域生态风险研究对脆弱性和暴露虽有一定表述但尚未给予高度关注,多把脆弱性作为损失的修正因子[21-22],对于脆弱性及暴露响应环节揭示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互作、格局与过程互馈的重要性有所忽略。

中国西南山地的地质构造活动强烈、地形地貌复杂、气候条件多变,是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密集高发区域。同时,为缓解快速城市化中的人地矛盾困境,中国山地城镇建设开发活动日益频繁[23-24],更易导致山地地质环境容量超载,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简称大理州）作为地质灾害频发的典型西南山区,其本身还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生态环境敏感区[25-26]、低丘缓坡建设开发试点区[27]。因此,对大理州地质灾害生态风险的定量评估,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以大理州为例,关注风险源、风险受体、暴露响应过程及生态终点,基于“危险性—脆弱性—潜在损失”的生态风险评价三维框架综合度量流域尺度滑坡灾害生态风险,试图通过强调暴露响应过程将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格局与过程的关联信息融入到风险评价流程中,从而增强对区域生态风险机理的认知。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大理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结合部位,全州国土总面积29459 km2,山区面积占90%以上（图1）。全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境内江、澜沧江、怒江、红河等江河及其主干支流沿岸地形尤其陡峻。大面积分布的“红层”软硬间层,导致山体易滑;新构造运动差异性强烈抬升,水流侵蚀强烈;立体气候明显,旱、雨季分明,西北部降雨量大于东南部,雨量随着海拔的增高而增加,形成三崇山、雪邦山、点苍山、鸡足山、无量山、老君山和吊草后山等7个多雨区,降雨量在2400~2500 mm之间。降雨集中且局地差异大,年平均降雨量1053 mm,云龙最多,宾川、祥云两县最少。降雨量大的地区是州内地质灾害最密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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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范围及地质灾害点分布Fig. 1 The study area and its geological disasters point distribution

大理州属江准地台与三江褶皱区,从前寒武纪至第四纪各时代地层均有出露,以中生界最为发育。大理州主要控制性断裂有：崇山西侧大断裂、澜沧江大断裂、洱海—红河深大断裂、宾川—程海大断裂。这四大断裂带对周围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等起控制作用,次一级的断裂全州分部广泛。大理州地震频繁,州内500年间共发生6级以上强震16次,近年来4~6.5级中强度地震活动频繁,因此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也较为严重。据县市规划资料汇总,2010年该州登记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总数为779个,其中滑坡512个、泥石流211条、崩塌6个、不稳定斜坡37个、地面塌陷与地裂缝13处（图1）。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南涧县最多,其次是巍山县、云龙县、永平县、漾濞县,大理市、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洱源县、剑川县及鹤庆县的隐患点数量相对较少。因滑坡点在全州数量最多且分布最为广泛,本文重点关注滑坡灾害。

3 研究方法

生态风险是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4],本文基于风险因果链模型[20],识别风险受体、暴露—响应过程及生态终点,构建“风险（Risk）=危险性（Hazard）×脆弱性（Vulnerability）×损失（Damage）”的生态风险评价三维框架,继而选用典型指标对模型具体化。其中,“危险性”聚焦滑坡灾害发生的概率,基于地理、地质及人为活动等各种因素及其相互组合关系,通过信息量模型完成评价;脆弱性关注自身结构组成等生态学特性所形成对灾害胁迫表现出的易损性质及其敏感性,是风险受体暴露于风险源作用下的直接响应,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格局来表征;损失是风险因果链模型中的“生态终点”,即灾害产生的不利生态效应,基于多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定量核算完成评价。

3.2 滑坡灾害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大理州滑坡形成规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从地理环境因素、地质构造因素、人类活动因素三个维度,分别选取高程（a）、坡度（b）、岩性（c）、归一化植被指数（d）、多年平均降水量（e）、距离河流距离（f）、地震密度（g）、断裂带距离（h）、距城镇距离（i）、距道路距离（j）等10个具体的滑坡灾害危险性评价指标（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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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理州滑坡灾害危险性指标空间分异Fig. 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landslide hazard indicators in Dail Prefecture

地理环境因素着眼于孕灾环境的稳定性,围绕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气象、水文等方面,选取高程、坡度、岩性、归一化植被指数、多年平均降水量、距离河流距离共6个指标：① 从灾害发生机制出发,滑坡属于重力地貌类型,高程和坡度直接影响松散堆积层及碎屑物的聚集程度和分布;② 降水是滑坡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滑坡的发生数量、规模与持续过程降雨及暴雨量等的关系十分明显。降水入渗会减小土体的抗剪强度及土体与基岩的摩擦阻力,并增加土体重度和内部的动水压力,从而诱发地质灾害;③ 植被覆盖及地表水的搬运、侵蚀会影响岸坡稳定性。其中,NDVI是遥感估算植被覆盖度研究中最常用的植被指数,与植被空间分布密度呈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故被选为本文的指标之一;④ 地表水的影响用距主要河流距离简化表征,岩石结构构造决定斜坡岩土体强度、应力分布、变形破坏特征并提供滑坡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本文参考中国西南地区的相关研究[30],基于中国1:250万地质图用矢量数据字段融合（Dissolve）的方法提取研究区岩石类型信息并分为5类岩组[30]（1.白云岩、厚层状流纹岩等;2.石英质砂岩、硅质砾岩等;3.火山碎屑岩、变质玄武岩等;4.泥板岩、夹煤层等;5.粘土、松散堆积物等）（图2c,0表示水体）,同类岩组具有相近的滑坡地质灾害易发特性。地理环境因素刻画滑坡灾害发生的关键内外因,是地域地质稳定性的直接基础,对滑坡危险性的高低影响最大,故在三个维度中给予较高的权重,设为0.7703。

地质构造因素主要包括地震点核密度、距离断裂带距离2个指标。其中,地震对于滑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地震产生的地震力直接作用于斜坡岩土导致滑坡灾害的发生,且脆弱山坡中积累的损害可能会受该地区先前地震遗留的影响[31];二是中国的大陆地震主要受活动构造的控制,易发生地震灾害的环境往往是地质构造极为复杂、断裂发育、岩石破碎,从而间接影响滑坡灾害的发生。本文用地震点核密度代指地震带分布的空间集聚状况。而断裂带对滑坡的影响则表现在活动断裂分布的区域通常为差异运动升降强烈的地区,多形成谷深、坡陡、坡降大等地形地貌,易发生基岩或松散堆积物的滑动,从而导致滑坡灾害的发生。滑坡灾害发生受距离活动断裂带距离的控制,用ArcGIS提供的缓冲区分析功能生成研究区活动断裂带缓冲区分布图。地质构造因素通过地震、断裂带等历史地质活动造成的现状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滑坡发生,在三个维度中权重居中,设为0.1618。

人类活动因素也是加剧地质灾害形成的直接或间接因素。人类工程活动及经济发展如村镇建设、农业活动、道路工程、矿产工程、水利工程等可能影响岩土、增强边坡不稳定性,开荒导致的植被破坏和生态环境恶化也会加剧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活动强度和活动范围。本文参考数据可获得性,具体选取距城镇距离和距离公路距离2个指标,以反映人类工程活动和经济建设对滑坡灾害的可能影响。在生态脆弱、石漠化严重、同时欲开展山地城镇建设的大理州,一定规模的人类干扰活动可能形成动力诱发,但相比于地质构造营力对区域滑坡影响相对较小,故人类活动因素权重最低,设为0.0679。

4 结果与分析

4.1 滑坡地质灾害危险性因子信息量

4.3 生态脆弱性及潜在生态损失

以367个3级流域为基本评价单元,计算综合脆弱性指数并依据自然断点法分为5级,级别越高脆弱性越严重（图4a）,进而借助局部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显著性水平为0.05）分析风险受体生态脆弱性高值与低值的空间聚集程度（图4b）。研究结果表明,承灾体脆弱性第4~5级高值区在全州4个一级流域内均有分布,主要集中在红河流域南部、江流域东南部等人为活动剧烈的流域。脆弱性最低等级（1级）主要分布在大理州受人为干扰较少的北部、东部及全州环区域,且脆弱性低值区也更倾向于表现出低—低聚集的状态,如沘江流域、倒流河流域,以及清水河流域东部。同时,脆弱性高—低聚集和低—高聚集的流域在全州分布极少,在生态脆弱性空间自相关显著的61个3级流域中仅有5.58%的面积占比。这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流域单元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特征。由于地质地貌、土壤水文等自然地理要素在较大尺度背景下属性分布相对连续、空间异质特点相对较低,以及生态过程在非封闭空间的流动,相邻流域往往表现出生态系统结构及抵御干扰脆弱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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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大理州分流域生态脆弱性等级及空间集聚特征Fig. 4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its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Dali Prefecture at watershed level

生态系统服务栅格图层经极差标准化后进行空间叠置和统计计算,得到栅格尺度和流域尺度的潜在生态损失,并用自然断点法划分为5个等级,等级越高,损失越严重（图5）。研究结果表明,全州潜在生态损失以高中等级为主（图5a）。第5等级主要集中在宾川县和鹤庆县,第1等级主要集中在洱海、剑湖、西湖、茈碧湖,这主要是因为净初级生产、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服务主要由森林提供,粮食供给主要由耕地提供,水体生态系统服务未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潜在损失的较低等级在祥云县东北部和云龙县西南部相对分布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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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大理州潜在生态损失Fig. 5 Potential ecological damage in Dali Prefecture

就流域尺度而言,潜在生态损失较低等级（1~2级）的流域主要分布在大理州西南部,如永平县境内的银江流域、巍山境内的西河流域等（图5b）。这些流域受地形限制,耕地分布零散,阔叶林相对较多,水源涵养服务和粮食供给服务相对较差。潜在生态损失为第3等级的流域面集中在大理州西北部,如云龙境内的澜沧江流域、漾濞境内的顺濞河流域等。这些流域地形较为起伏,流域所涉及的澜沧江与怒江的高、中山河谷区土壤保持量明显高于东部苍山洱海高原湖盆区;同时,15°~25°坡度带面积比重较大,坡度与水热条件适宜多种植被生长,有利于净初级生产和土壤保持服务优势的发挥。潜在生态损失较高等级（4~5级）的流域集中分布于大理州东北部,如宾川县桑园河流域、鹤庆县中河及落漏河流域等。这些流域地势相对平坦,耕地面积广阔、分布密集,水热条件良好,是大理州主要的粮食供给区,且混交林较多,森林水源涵养效率高、涵养水源量大,故具有较强的粮食供给服务和水源涵养服务（图5c）。

4.4 滑坡灾害生态风险

基于滑坡灾害危险性、生态脆弱性及潜在生态损失,等权重相乘得到流域尺度大理州滑坡灾害生态风险,并按自然断点法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同时,对于危险性、脆弱性及潜在损失图层,分别将1~3级合并为低值区,4~5级合并为高值区,从而得到8种生态风险组成类型（图6）,如“高危险—低脆弱—高损失”即表示某流域属于危险性高值区、脆弱性低值区、潜在生态损失高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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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大理州分流域滑坡灾害生态风险等级及结构Fig. 6 Ecological risk levels and structures of landslide disasters in Dali Prefecture at watershed level

从全州范围看,滑坡灾害生态风险低—中—高空间分布从外到内具有一定的圈层结构,且各风险等级的流域面积与流域数量依次减少（图6）。其中,低风险区分布以环大理州居多,主要集中在云龙县西南部怒江流域、洱源县黑惠江流域、祥云县东北部清水河流域等。中风险区在空间分布上逐渐向大理州中心聚拢,主要位于云龙县西南部澜沧江流域、永平县中部银江流域、鹤庆县落漏河流域、巍山县西河流域等。高风险区主要集中于宾川县桑园河流域、祥云县渔泡江流域等。

对比各等级风险的结构组成及相应流域数量（图6）可知,高风险区域包括5种风险组成,以三高型“高危险—高脆弱—高损失”和两高型“低危险—高脆弱—高损失”、“高危险—高脆弱—低损失”为主。低风险区域包括7种风险组成,以三低型“低危险—低脆弱—低损失”和两低型“低危险—低脆弱—高损失”、“高危险—低脆弱—低损失”、“低危险—高脆弱—低损失”为主。中风险区域则包括除“高危险—高脆弱—高损失”之外的全部7种类型,且各类型的数量分布相对较均衡。

5 讨论

5.1 滑坡灾害危险性评价结果验证

6 结论

本文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基于“风险=危险性×脆弱性×损失”的风险评价三维框架,用信息量模型评估滑坡灾害危险性,基于景观格局指数表征生态脆弱性,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风险损失的定量表征,综合度量研究区分流域地质灾害生态风险,并基于风险主导因子完成生态风险防范分区及风险防范策略探讨。结果表明：① 容易诱发大理州滑坡灾害的“优势”条件如下：高程低于1800 m,坡度15°~25°,NDVI小于0.31,岩性为泥板岩、页岩、疏松砂岩、夹煤层、火山碎屑、千枚岩,地震点核密度大于0.008,多年平均降雨1100~1150 mm,距断裂带1000 m内,距离河流、公路500 m内,距城镇距离100 m内。大理州普遍处于滑坡灾害危险性中高水平,且西北低东南高;36.31%的4~5级较高危险性面积分布在巍山、南涧、祥云等县,54.61%的1~2级较低危险性区域集中于云龙、洱源和剑川。② 生态脆弱性4~5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红河流域南部、江流域东南部、澜沧江流域中部。生态损失低级流域面积占全流域的43.23%,主要分布于大理州西南部,其水源涵养和粮食供给服务相对较差。生态损失中级流域面积占比28.91%,集中于该州西北部,其净初级生产和土壤保持服务优势明显。生态损失高级流域集中在东北部,具有较强的粮食供给和水源涵养服务。③ 滑坡灾害生态风险呈现低—中—高圈层结构分布,各风险等级的流域面积与数量均依次减少;367个小流域具有“低危险—低脆弱—低损失”“高危险—低脆弱—高损失”等8种风险构成;基于3种风险等级和8种风险结构,最终在大理州划分出4种风险防范类型,即避让监测预警区、生态保护恢复区、避让保护兼顾区、自然适应调控区。

本文基于经典的概率—损失模型二维框架,进一步强调风险受体对风险源的暴露响应,构建了生态风险评价的“危险—脆弱—损失”三维框架,为生态风险定量化研究过程中信息的丰富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在研究方法上,由景观格局表征脆弱性,由实地核算的空间化的生态系统服务表征潜在损失,诠释了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的互馈关系,有利于在机理层面理解风险受体遭受灾害胁迫时与恢复力相关的状态变化。在评价单元上,使用小流域分水岭这一地表自然界线作为评价单元的边界,保证了单元内自然要素结构与过程的完整性、单元间自然环境的空间异质性,避免了地表自然地理联系的割裂,有利于对风险格局的整体把握和综合分析。

然而,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不足,尤其是风险评价的不确定性分析。进一步研究有必要统筹滑坡地质灾害生态风险评价中不可避免存在的如信息和数据不完整、损失类型多样性、风险源和损失涉及广泛和一些随机出现的干扰等不确定因素,针对不确定性来源,用贝叶斯网络模拟[46]、蒙特卡洛模拟[47]等方法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及敏感性分析,以利于决策者根据评价结果的不确定程度提出更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对策。

生态遭到破坏会影响到卫生环境（健康）什么？预防措施怎么弄？

定义：

生物入侵是指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种后成为野生状态，并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现象。这些生物被叫做外来物种。外来物种是指那些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其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繁殖体。外来入侵物种具有生态适应能力强，繁殖能力强，传播能力强等特点；被入侵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可利用，缺乏自然控制机制，人类进入的频率高等特点。外来物种的“外来”是以生态系统来定义的。

基本信息：

外来物种引进是与生物入侵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任何生物物种，总是先形成于某一特定地点，随后通过迁移或引入，逐渐适应迁移地或引入地的自然生存环境并逐渐扩大其生存范围，这一过程即被称为外来物种的引进（简称引种）。　毋庸置疑，正确的行种会增加引种地区生物的多样性，也会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如美国于20世纪初从我国引种大豆，其种植面积从6000多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亿多亩，目前，美国已成为大豆的最大生产国、出口国。就我国而言，早在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返回后，我国历史便揭开了引进外来物种的一页，苜蓿、葡萄、蚕豆、胡萝卜、豌豆、石榴、核桃等物种便开始源源不断地沿着丝绸之路被引进到了中原地区，而玉米、花生、甘薯、马铃薯、芒果、槟榔、无花果、番木瓜、夹竹桃、油棕、桉树等物种也非我国原产，也是历经好几百年陆续被引入我国的重要物种。　相反，不适当的引种则会使得缺乏自然天敌的外来物种迅速繁殖，并抢夺其他生物 外来生物入侵

的生存空间，进而导致生态失衡及其他本地物种的减少和灭绝，严重危及一国的生态安全。此种意义上的物种引进即被称为“外来物种的入侵”。由此，这种对等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外来物种即被称为“入侵种”（invasive species）。　我们不难看出，“入侵种”不同于“外来物种”，它特指的是有害的外来物种，如前面提到的“凤眼莲”“松材线虫”“大米草”等，其范畴小于“外来物种”；而“外来物种入侵”也不同于“外来物种引进”，它特指的是入侵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原生地传播到入侵地，并损害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甚至危及人类健康，从而造成经济损失及生存灾难的过程。

国际法规

目前，外来物种入侵作为全球性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国际海事组织（IMO）等国际组织已制定了关于如何引进外来物种、如何预防、消除、控制外来物种入侵等各方面的指南等技术性文件。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先后建立了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各种技术准则及指南，并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努力加强本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御能力及综合治理能力。　1982年—1988年，众多科学家开始在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的组织下就外来物种入侵的本质开展讨论。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各国签署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包括中国），这是有关生物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全球性公约。对于外来物种的入侵，《公约》第8条明确规定：“必须预防和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时《公约》还要求每一缔约国应直接或要求其管辖下提供《公约》所规定生物体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将该缔约国在处理这种生物体方面有关使用和安全的任何现有资料以及有关该生物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任何现有资料，提供给将要引进这些生物的缔约国。　此外，与控制外来物种密切相关的两个国际规则：SPS协议（即《关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以及TBT协议（即《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也都明确规定，在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情况下为保护生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可以设置一些技术壁垒，以阻止有害生物的入侵。　事实上，对于抵御海洋外来生物的入侵早在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里已明确规定，各国必须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由于故意或偶然在海洋环境某一特定部分引进外来的新的物种致使海洋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和有害的变化。　总的来看，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目前已通过了40多项国际公约、协议和指南，且有许多协议正在制定中。虽然许多公约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约束力，虽然各国在检疫标准的制定上还存在着一些差距和矛盾，但这些文件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正在更加积极致力于加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国际合作。　放眼世界各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立法举措值得借鉴。　作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早在90年代初期就展开了相应的立法工作。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非本地物种法》，旨在对美国航运实践进行研究以帮助掌握如何引进外来物种以及如何防止有害物种的引进。当1999年1月首届海洋生物入侵国际会议在美国马萨诸塞特理工学院如期举行后，总统克林顿签发总统命令，成立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入侵种理事会，该理事会必须与联邦、州、有关科学家、大学、航运业、环境机构和农场组织等不同单位共同合作，相互协助，开展工作，抵御外来入侵种。　澳大利亚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防治对农业、林业造成严重影响的220多种有害杂草；二是如何解除通过轮船压舱水携带的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基于此，1996年，澳大利亚首先从总体上制定了《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策略》，旨在通过制定各种环境影响评价以及建立防治有害外来物种的生物学和其他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小外来物种引进的风险。　19年《国家杂草策略》（1999年最新修订）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环境与保护委员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与管理委员会以及澳大利亚林业部共同发布。《国家杂草策略》主要规定了外来杂草管理的3个目标，并明确了、社区、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各自的义务、责任，最终提出相应的行动策略。此外，针对杂草的引进，澳大利亚还建立了一套杂草风险评价系统（WRA），通过问题和评分标准的制定，对将有意引进的外来植物进行风险评价。　为了防治海洋有害物种的入侵，澳大利亚检疫与检验局在1991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强制执行的有关压舱水的规范性文件——《压舱水指南》（1999年最新修订），要求对所有进入澳大利亚水域的船只必须服从强制的压舱水管理。此外，关于压舱水的排放、报告和检疫方面的问题在此文件中也行出了详细规定。

我国防治措施

建立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1999年以前，美国也没有设立专门机构领导防治外来物种的入侵工作，但日益严重的入侵危机和坚决的反入侵的决心促成了美国入侵物种理事会的诞生，而此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则是与不同级别、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各个部门、机构、单位进行积极协作，并对各部门之间的协作的执行进行监督。　具体到我国，应成立包括检疫、环保、海洋、农业、林业、贸易、科研机构等各部门在内的统一协调管理机构。此机构应从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利益出发，全面综合开展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在外来物种引进之前，应由农业或林业或海洋管理部门会同科研机构进行引进风险评估，由环保部门作出环境评价，再由检疫部门进行严格的口岸把关，多方协调行动共同高效开展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

完善风险评估制度

要阻止外来物种的入侵，首要的工作就是防御，外来物种风险评估制度就是力争在第一时间，第一地区将危害性较大的生物坚决拒之门外。　澳大利亚建立的杂草风险评价系统值得学习。该评价系统根据待引进物种的有关信息、生物学特征、繁殖和传播方式以及气候参数等情况，设计49个问题，通过问卷的方式回答每个问题，再对每一问题的回答给出得分，将所有问题的得分相加，根据最终的得分与标准值的比较来决定是否引进该物种。一般包括三种结果：　一是允许该物种进口；二是不允许该物种进口；三是需要对这一植物进行更多的评价。　通过这样一种杂草风险评价系统可以表明生态系统受引进物种影响的可能性的大小，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些危害生态系统的杂草被引进。　我国长期以来对于有意引进的外来物种仅仅是由检疫部门根据检疫目录进行病虫害及疫种的一般性检疫，如果外来物中本身没有病虫害，或本身不是疫虫、疫草，则一般却可以安全过关。因此，对于首次引进或短期内不能发现其危害性的有害生物，没有对其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导致一大批有害生物堂而皇之地被引进我国。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已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2000年12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2003年2月1日施行）设专章规定了“风险评估”制度，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用定性、定量或两者结合的立法开展风险评估制度。此项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我国抵御外来物种入侵的一项重大的制度进步，但依笔者看来，仍存在两项不足：

风险评估的主体

仅限于检疫部门，缺乏与其他生产部门及科研机构的协调合作。毋庸置疑，科学的风险评估应当建立在对该项物种的生物学特征，繁殖和传播能力，亲缘关系各方信息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而各部门各科研机构的合作是获取充分信息的重要途径：　因此，有关风险评估主体的规定不尽合理，应扩大合作范围。

缺少评估具体指标的规定

仅仅规定了一些评估时应当考虑的因素，操作性不强。　笔者认为应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风险指数评估体系，即根据其遗传特性、繁殖和扩散能力及其生物学特征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设置不同的问题，根据回答问题的得分来量化其风险程度的大小，从而使风险评估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建立跟踪监测制度

某一外来生物品种被引进后，如果不继续跟踪监测，则一旦此种生物被事实证明为有害生物或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而逐渐转化为有害生物后，对一国来讲，就等与放弃了在其蔓延初期就将其彻底根除的机会，面临的很可能就是一场严重的生态灾害。　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首先应建立引进物种的档案分类制度，对其进入我国的时间、地点都作详细登记；其次应定期对其生长繁殖情况进行监测，掌握其生存发展动态，建立对外来物种的跟踪监测制度。一旦发现问题，就能及时解决。既不会对我国生态安全造成威胁，也无须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治理。

建立综合治理制度

对于已经入侵的有害物种，要通过综合治理制度，确保可持续的控制与管理技术体系的建立。外来有害物种一旦侵入，要彻底根治难度很大。因此，必须通过生物方法、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发挥各种治理方法的优势，达到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最佳治理效果。5、加强检疫工作力度并建立外来物种疫情报告体系和信息共享体系　　一方面，检疫部门应加强检疫，严厉打击走私动植物和逃避检疫；在外来入侵物种最易集中进入的地区，加强人员配合，加强检疫力量。　另一方面，加强科研和信息交流，建立起省、市、县级的多层次的外来物种疫情的报告和分析系统，并建立外来物种疫情的查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从而帮助农户或饲养户掌握病害情况，尽量减少风险。

情况总结：

不同生态系统不同物种的引进给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随着各国不断完善现行的法律应对机制，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工作必将会取得更大成效，尽管这一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生物入侵也许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可怕，并没有充足可信的证据表明存在有“入侵种危机”。他们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一直都有一些新物种进入某一个生态系统，而其结果也不一定就是有害的——例如某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会随着入侵种的介入而增加。

天气期货的国际现状

摘要：气候和气候也影响人类的人的影响。气候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人类健康影响的任何变化。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是全面的，多尺度，多层次的，既有积极影响，也包括负面的影响。但负面影响也更多的关注，因为不利影响可能会危及未来的生存和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发展。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将带来人类适应无法估量的损失，气候变化将花费不小的费用。因此，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气候变化;全球暖化;人类健康;

气候变化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来反映变化中的大气条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的过程。它的主要特征在于通过冷，暖或干湿变化，冷，暖或干和湿气氛相互交替在不同的时间长度来改变不同时期的组合物。的变化周期不是关键的，经过一段时间通常不具有对称绕阶段，和不同周期的长度可以变化很大。气候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自然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球气候变化的极端异常天气现象，如干旱，洪水，霜冻，冰雹，沙尘暴，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雷击等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可持续的人居环境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类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和人类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此外，全球变暖直接影响到地球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对人体健康状况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物质生活水平和公共水平的综合反映。

关于在/>全球和中国的气候在过去一个世纪

<br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正在发生显著改变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其全球和中国的生态系统，社会经济 - 经济和人类健康，并会继续有显著影响。

2001年，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警监会（简称IPCC）公布了其第三份评估报告。报告指出：自1860年以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0.6℃±0.2℃，近20年来，在过去的100年里，最温暖的。 20世纪90年代是最暖的1000年为10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的气候在过去一个世纪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趋势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过去的一个世纪基本上是相同的大势所趋，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的气温上升0.4℃-0.5℃。从地理上看，在中国，中国北方，中国东北地区西北地区最显著升温;从季节分布看，最明显的冬季变暖。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中国的高温度一般比去年同期高，成为暖冬已成“定局”，这意味着我们在过去的50个国家经过多年的前19个连续暖冬。

（一）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不利影响（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

1，频率和热浪的强度增加

>据日本科学家统计，近100年来，地球的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7℃，平均气温上升的城市23℃，在此期间温度东京城市却增长了7℃。在日本，该温度超过25℃夜晚称为不低级“热夜”。 50年前，每年不到5东京的“热夜”;而1961年至10年平均为14.9; 1981年至1990年，“炎热的夜晚”提高到23.8。大阪在1991年2000年10年间，每年的“炎热的夜晚”从极端最高气温方面变化，北京1940年至2002年数量达到38

（见表1），最高极限1940年北京夏季气温高，是42.6℃。然后下降的趋势，以最低80年来，为38.5℃，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升，至41.9℃。

表1北京夏季极端最高气温

1940年1949 19501959 19601969 1019 19801989 19902000 20002002

最极端42.6 39.6 40.1 40.3 38.5 41.9 41.1

上海和广州的高温分析，中国的科学家们发现，温度变化，由于气候变暖，上海每年热天（最高气温≥34℃），现在将12D / A，未来15.7d /年;每年热天在广州，现在将24.7d /年，未来36.0d /年。

2，厄尔尼诺

气候变化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与过去100年相比，自10年代以来，厄尔尼诺 - ？南方涛动（ ENSO）更为频繁，更持久和更激烈（2001年气候IPCC第一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严重的1982年至1983年以及19年至1998年期间厄尔尼诺的两倍，世界各地极端天气频发，使人类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3，城市热岛效应更明显

据统计，在19年观测到的最大热岛强度（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温差），北京是11℃ （比上海6.8℃以上，仅次于加拿大的温哥华，11℃柏林，德国13.3℃）。产生热岛效应的因素很多，不是原因，一个地区的结果。全球变暖是郊区之间增加的温度差产生的原因之一。

（2）全球变暖

人类健康的影响

1，气候变暖对病疫情

人类的健康和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气候与环境，气候灾害和气候变化直接影响人体健康，危害极端天气更令人吃惊。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将更为频繁，气候灾害危及人类生命和健康就会增加。许多传染病传播的昆虫，气候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如全球变暖会加剧疟疾和登革热的传播，据统计，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只有两种疾病如疟疾和登革热会伤害世界人口40 ％。最不能忽视的是，气候变化造成的物种灭绝，而一些老的必然产生新的物种，改变物种可能打破，细菌，，敏感原的现有格局，产生新的变种。如2003年的春天，与另一个相同，在我国，广东，北京，山西等地的传染病SARS爆发，给市民的健康和生活，带给人们极大的危害。

全球气候变暖影响的生态系统，带来另一种危险，即可能激活某种新。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证实，至少有30种新的传染病也出现了近20年。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新兴研究：新种的出现可能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破坏的老巢，原本住在野生动物的，活动的结果中的封闭世界未知的，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在未来的新将不断地被发现。

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气候的出现，以及对生态的平衡，特别是微生态平衡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凸显改变的传染原体，变化，媒体分发和昆虫养殖流行病学生存特性，某些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蚊子叮咬感染了的人，会用一个健康的人体内的血液进入。在一定温度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增加，传播速率和蚊虫叮咬的速率被大大提高，再生和体内的成熟的速率可以增加。例如，在20℃，恶性疟原虫的细菌需要26天走向成熟，并在25℃，只有13天。蚊子携带的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儿童生存期的细菌，如此以来，过高的温度会大大提高这种病菌传播的可能性。同时，由于高温现象，使得夜间和冬季气温的上升，大大延长，延长蚊子和地区的生活，使得疟疾的传播依赖于猩红热，黄疸，脑炎及其他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上升的发病率，

变暖将导致变化的气候带，边界将扩大到热带和亚热带，传染病原面积的热带地区发病率扩展到温带。例如，？恙虫病中国的南方地区，深受80年代以来的地理区域向北，1986山东省疫情报告，占地恙虫病流行区在天津1989,1990地理区域推进四项北纬，天津磨砂膏流行性斑疹伤寒年平均气温上升1.31.7℃。据此估算可能的趋势恙虫病的国家分布出现了全球变暖的影响下。 2002年夏天，“西尼罗河”在美国，专家分析，该传播如此之快，主要是由于炎热干燥的天气再次爆发。西尼罗河是从一名女子在乌干达西尼罗河地区，谁站出来，近年来在欧洲和北美的温带隔离于1937年。此外，由于气候变暖，开展活动的瘟疫病黄胸鼠的范围，而不仅限于17°N区的南部。

2，热浪和亡率

全球变暖对极端高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产生的热量，它会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普遍。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增加，主要是呼吸系统疾病或亡，导致心脏肿胀。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夏天天热显著增加热浪的增加的频率和强度。特别是湿度和提高城市空气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极端高温的影响，夏季人体健康。热浪对人体健康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发病率和亡率。

由于2003年夏季的热浪席卷全球，在3842.6℃破纪录的高温。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因此伤害了学生。热浪蔓延到印度，巴基斯坦，欧洲，中国，印度就有超过1000人被热浪夺去了生命。的增加，热波，心脏疾病和高血压的患者的发病率也在增加。此外，全球变暖将导致更多的对流层臭氧浓度，平流层臭氧浓度。

高温使得病菌，细菌，，原来更积极敏感，但也损害了人的精神，人的免疫系统和抗病能力，因此亡人数在全世界的数量超过每年1000万人次。 1998上海经历了热浪高达2-3倍的数量在近几十年来总亡人数最严重的热浪，（七月8日至20日，8月1日至3日，八月7日至17日天，8月21日至23日），无热期，65岁以上的老年人亡率增加更为明显。热浪威胁婴幼儿也很大，如果婴儿的某些疾病，如腹泻，呼吸道感染和心理缺陷，热浪危害时最容易受到高温的折磨。除了这种中暑亡的直接影响外，还会导致心脏和呼吸系统基础疾病或亡。研究表明，由于全球变暖，夏季气温将显著增加的天数，心脏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和亡率将增加的发病率。

夏天，当气温高35℃以上会发生，38℃，40℃或更高的温度也时常出现。 2003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受副热带高气压，南方，中国南方出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历史。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的人数持续时间超过40天。江南，中国南方日最高气温一般为35℃-38℃，局部地区达到38℃-40℃，局部地区可达40℃-43℃。生理学家研究表明，一旦温度上升到38℃时，人体汗腺已经难以维持正常的体温，呼吸短促，不仅肺部呼出热量，甚至有加速心脏跳动，输出更多的血液向的表面上，参与冷却。这是心脏疾病，是孕育着生命危险温度。生温度为39℃时，汗腺用尽由于工作原因，做任何事情，往往会失败，那么，心脏疾病的风险是容易引发猝。生温度为40℃，高温已直逼生命的中心，大脑有损失，产生头晕。可见，在高温下人体的生理温度反映非常敏感。 2004年，中国的南部省份，由于台风“蒲公英”的影响，副热带高压，从6月底开始，广东大地是在炎热的天气下，7月1日笼罩，广州最高气温达39.7℃，最高气温历史在广州创纪录38.7℃。 6月28日，一名工人大岭山镇，东莞市，广东省，八套生家具厂，车间因工作劳累加上高温和逝世后晕倒在医院半个多小时。据广州“120”急救中心负责人介绍，自今年夏天以来，其他疾病因高温引起的亡只有数广州达39余人，每天救护车出动每天的平常人数（约200次）增加66个百分点，日出车撞上了急救中心建立了创纪录10年。以北京为例，由于高温发病到住院的病人，7月较6月增加了40％。上海，甘肃，高温病人数量的增加导致了临床使用，出现了血荒的情况。户外工作者，如警察，公交车司机，建筑工人，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热浪。高温下很容易疲劳驾驶，轮胎，汽车自燃等重大事故发生。

高温炎热，但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情绪，容易使人疲倦，烦躁和愤怒，各类事故相对增多，甚至犯罪率也有所增加。在热浪，如纽约在1966年7月的，通常是138.5％。在高温意外北京2003年7月增加，据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增加交通事故和炎热的天气有很大的关系。气温高，气压低，人的脑组织和心肌这个最敏感，容易出现头晕，急噪，烦躁等，部分出现的心理问题。

3，尼尔Nino和疾病

新的实验结果表明，尼尔·尼诺和疾病的传播密切相关。尼尔·尼诺发生往往会造成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引发本病。例如，1982年至1983年尼尔·尼诺，在巴基斯坦北部因天气炎热造成的干旱，导致疟疾的过程中;而在南美洲，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因暴雨灾害，也经历了疟疾的流行。据科学家分析了厄尔尼诺发生后的第一年？O，疟疾病例在委内瑞拉增加35.1％。在这样的，19年至1998年厄尔尼诺的高度o在索马里和尼肯亚，人感染裂谷热的人数为89,000，近250人的亡人数？;在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里斯斯里兰卡，东非委内瑞拉和巴西，大面积引起的疟疾暴发？干旱和猩红热。此外，根据厄尔尼诺期间至1983年的一份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在1982年，全球大约有1000万人患有抑郁症，的发病率上升了8％，交通事故也增加了5000次以上。

4，空气污染与健康

空气污染与气象条件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由于气候异常发生时，如夏季炎热，冬季气候变暖，干旱等的背景下，往往会造成局部空气质量。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由于城市热岛环流的存在，导致空气中的污染物容易扩散，造成严重污染。

污染物质进入人体后在大城市，会造成不适，以人的感官和生理机能，导致变化的亚临床和病理，临床体征或潜在的遗传效应，急慢性中毒或亡的发生。比利时马斯河谷（1930年），美国多诺拉（1948）和伦敦（1952年）的烟雾是空气污染的影响的典型例子。

因气候变化和人类健康问题

1960年以来两个自然灾害br，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巨灾损失增长了30倍，从1960年三十亿1995美元$ 100十亿。造成这一增长趋势的一部分，当气候灾害，如台风于1992年在迈阿密的南郊区安德鲁的损失导致了$ 24十亿。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的潜在影响可能会增加。设温度或雨量分布变化没有变化，全球变暖将导致洪水和高温的发生率增加，由于经常与南方涛动联的洪水，因此不能排除增加干旱的可能性。这些气候灾害将导致更多的只是森林火灾，泥石流。这些灾害对健康和社会，包括亡，人身伤害，精神创伤，社会混乱的影响。

（一）洪水

在历史上，洪水是在亡灾害损失的原因最大的自然灾害。到目前为止，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中国的黄河。 1332，700人被淹在随后的饥荒和疾病的超过1000人亡。 1887年洪水破环的22米高路堤，淹100人。最近的洪水发生在1930年，有百万中国人被淹，另有1100万人可能于随后的饥荒。美国密西西比河洪水持续不断的破环的业务，最近的最大洪水发生在13年14年和1993年的中世纪风暴产生的北欧河特大洪水，人超过10万遇难的几个的数量。冬季洪水于1995年发生在过去的200年中，北欧做出更严重。在澳大利亚，大洪水变得更典型的50年后的20世纪。在1988年至1990年拉尼娜，严重的洪水淹没了澳大利亚东部1×土地。除了这些，不仅会增加洪涝灾害的发生溺水，腹泻和发展中国家的呼吸系统疾病爆发的风险，同时也增加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风险。

（2）

干旱干旱是气候最严重和最广泛的自然灾害相关联的所有自然灾害。 1769,1790,1866,187617年和1943年发生在印度次大陆的干旱造成数百万人亡。 1878年在中国1000年至1300年的人于与干旱有关的饥荒。与ENSO相关的许多干旱。如果发生干旱饥荒，营养不良和疾病可引起永久性的心理，生理的伤害。并非所有的干旱造成的，并非所有的干旱导致的饥荒饥荒。干旱随处可见，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尽管干旱可能导致长期的发病率，但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不大。因为大部分的气候变暖是世界干旱周期准确的性质可能降低强度和热干旱无疑频率。例如，尽管澳大利亚自1950年以来东部地区增加了湿度百分之30，但强度和干旱的频率，而不是减少。事实上，最严重的干旱，1982年至1983年，并从1991年到1995年

（3）森林火灾

读历史可以看到，大量的森林火灾发生在历史上。在北美，至少有13的历史纪录烧毁40000公顷森林火灾。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在1871年大火摧毁1700000公顷森林，杀2200人。 1894年，威斯康星州，1910年发生在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西北部地区，如火灾的程度。 1881年密歇根州大火杀数百人; 1894年明尼苏达州辛克利大火夺去418生活; 1918年明尼苏达州乌鸦奎特大火烧毁551人。火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听到火警对待自己视为冷漠失去了财产损失。

决定性因素，森林火灾的发生，是火之源，高度易燃的燃料数量，有助于燃烧和蔓延的气候条件。全球气候变化的前两个因素后。降雨量在短短几个月内火灾危险性期前的一个重要参数。降雨量在春季和初夏适量减少森林火灾，但它提供了大量的灌木丛中的高火险的未来。早期的严重干旱将使这种植被干燥，增加了可燃物的数量。近日，洪水和极端干旱引发的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每一种情况下，有利于防火。相对低湿度和高风还确定的可能性和强度的森林大火玩在发生了关键作用。任何高强度的火灾不仅取决于天气条件，但它也取决于疾病（或昆虫传播的疾病）所产生的开拓扦插，风暴，火灾或土地以前的残留物。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燃料和温暖的量的“受精”，潮湿的天气条件下与它相关联。

3减轻：

人类历史上的生存是一个不断适应不同的气候史。给人类带来的气候变化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以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环境，保护地球的气候，并阻止其继续恶化，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减缓全球变暖，大力开展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疾病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影响，是当务之急。

1，生活在健康的常见疾病，天气指数为基础的预测和服务的当前发生疾病的基础上，研究和现场服务延伸到传染病领域，开展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预测传染病预警服务等一系列产品。

2，气候风险评估和传染病重大疫情的气候区划。主要内容有：疾病滋生，繁殖的研究，过程和气候的爆发之间的关系确定有利和不利的天气，气候条件;疾病模式的气候评估研究;应用GIS技术，综合流行，气候和其他环境数据库，疾病气候区划，确定季节，地区传染病防治的重点;建立疾病监测，预警系统，实时业务的氛围;建立生产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分配制度的信息产品，并提供内容丰富，准确，及时，权威的疾病监测，评估，预测，预警，以及疾病预防等服务产品。

3，携带或运输小房间的气候和疾病滋生，传播的研究。气候变化，加强对自然灾害损失的开发和利用，缓解，改善气候变化的研究和预测能力。您可以监视和预测热浪目前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许多城市相继出台热或热警报，根据中国国家气象局的规定，日最高气温超过35℃，发布高温预报。广东省气象台2004年6月28日至7月间站3日，共有23发出红色预警信号，如此频繁地在广东省气象历史上从未有过发布的高温预警信号。因此，当热到来的时候，人们能够利用各种措施来显著降低热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逐步完善的热浪预警系统有效地去适应。

4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究

不确定性进行了比较小的，初步的结论，仍然有许多不确定的阻力，这给科学家严峻的挑战。

1，重点从影响气候对健康的影响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由于气候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提取往往伴随着其他各种环境变化表，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而且通过其他如遗传，自身素质，饮食，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从而使气候变化对健康的研究，关键技术是在和从健康的许多因素影响气候车分离。

2，健康的灵敏度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当前和未来的变化非常复杂

回应对人体健康的一些变化，可能或即将发生。此外，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同一时间，气候变化，社会，经济，人口，技术和医疗保健等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很难准确地预测这些变化在未来几十年，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人类健康的敏感度是相当复杂的，这给了大量的对人体健康的困难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

可怕只为保护环境，多种树木，节省地球，以避免对环境的破坏

全球有数个提供天气期货合约，包括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LIFFE）、芝加哥商品（CME）和位于亚特兰大的洲际（IntercontinentalEx-change）等 。

从19年起在芝加哥商业正式开始交易天气期货至今，已包括美国天气期货，欧洲天气期货和亚太天气期货。

芝加哥商品最先交易的品种是“需要升温度日数（HDDS）”和“需要降温度日数（CDDS）”。气温、日照小时数、降雨微毫米量都可以成为气象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指数。芝加哥天气期货获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批准，将进行空气污染物的期货合约交易，将启动空气污染物配额的期货交易进而是期权交易。

英国的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也已于2001年推出天气期货交易。该推出的天气期货合约依据该的每月和冬季指数结算交割。指数的计算基础是伦敦、巴黎和柏林三地日平均气温。

如今，投资天气的热潮在席卷美国、欧洲等地后，又向亚洲袭来。日本的东京国际金融期货就将于春季开始交易天气期货合约，价格以日本四大城市的历史月均气温为基础计算。东京海上保险公司就向业推销台风期货合约，以免其举办的活动因暴风雨蒙受损失。日本损保公司也向高尔夫球俱乐部销售降雨期货合约，对滑雪场和轮胎业销售降雪合约。对碰到雨天销售量会下降的饮料商，三井住友保险也有阳光期货合约。 CME从1999年开始交易天气指数期货，这是第一个与气温有关的天气衍生品。开始天气指数期货交易后，天气期货合约的流动性增强，并且合约的标准化使价格更加透明，经销商可以更好的抵消风险，获得额外收益 。

CME的天气指数期货对美国能源企业非常重要。首先，内交易的天气风险管理工具不存在OTC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信用问题。在OTC市场上，当能源企业破产或陷于窘境时，OTC合约面临极大的信用风险，而CME的清算行具有极高的信用保证，能够降低交易面临的信用风险。其次，在提高天气期货交易的流动性方面，CME通过做市商为买卖双方的成交提供便利，使企业能更方便地进出该市场， Wolverine Trading, L.P. (Wolverine) 是CME天气期货第一个做市商。最后，内交易的天气期货为OTC天气风险交易双方提供了一种参照机制。但是，企业在参与CME天气期货交易时应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能源企业需要防范的天气风险没有在CME上市，那么企业仍然面临地理位置差异所造成的天气状况不一致的风险；二是企业在CME进行期货交易，必须具有相当的财务能力和在进行交易的水平和经验。

CME的天气指数期货包括制热日指数期货、制冷日指数期货、制冷季节指数期货和制热季节指数期货四种。CME天气指数期货虽然产生时间很短，但是发展迅速，2003年1—6月，交易量达到7796手，而2002年同期的交易量不足1000手，是CME所有交易品种中增长最快的品种。

日温度指数

温度指数是衡量一天的平均温度与华氏65度（相当于摄氏18.3度）偏离程度的。日平均温度是从到的日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的平均值。工业以华氏65度作为启动熔炉的标准温度，这一温度通常出现在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的技术标准中。这一温度用来设当气温低于华氏65度时消费者会使用更多的能源来保持房间的温度，当气温高于华氏65度时会耗费更多的能源运行空调来降温。CME的温度指数包括制热日指数(HDD) 和制冷日指数(CDD)，温度为城市温度。选择的城市标准有两种，一是城市人口密度大，二是城市为能源中心 。

制热日指数(HDD)通过日平均温度与华氏65度的比较来测量寒冷程度，也就是需要暖的指数。HDD=最大数（0，华氏65度－日平均温度）。如果日平均温度是华氏40度，那么日HDD就是25，如果日平均温度是华氏67度，那么日HDD就为0。CME的HDD指数是一个月的日HDD指数的累积，在最后结算日每一指数点为100美元。例如，设某一城市11月份的日均HDD为25（华氏65度－华氏40度），在11月份的30天内，HDD指数为750（25日HDD×30），则期货合约的名义价值就为75000美元（750HDD指数×100美元）。

制冷日指数(CDD)通过日平均温度与华氏65度的比较来测量温暖程度，也就是需要运行空调降温的指数。CDD=最大数（0，日平均温度－华氏65度）。与HDD的计算方式相同，如果日平均温度是华氏75度，那么日CDD就是10，如果日平均温度是华氏58度，那么日CDD就为0。

制热日指数期货与制冷日指数期货

制热日指数期货（HDD）与制冷日指数期货（CDD）。CME的HDD和CDD期货合约是在规定的期货交易日买入或卖出HDD和CDD指数价值的法定协议，HDD和CDD用现金交割。CME选择了十个城市的温度作为交易标的，分别是亚特兰大、芝加哥、辛辛那提、纽约、达拉斯、费城、波特兰、图森德、梅因和拉斯维家斯，每个城市用不同的符号表示，比如H2HDD表示芝加哥制热日温度指数 。

（1）合约规格

CME的HDD和CDD期货合约的名义价值为100倍HDD或CDD指数，合约以HDD/CDD指数点报价。比如，一个HDD指数为750，则期货合约的名义价值为75000美元（750HDD×100美元）。最小价格波动为1.00HDD或CDD指数点，价值为100美元。设一个交易者在1999年9月10日在750指数点卖出芝加哥1999年11月HDD期货合约，在10月11日以625指数点买入平仓，则该交易者获得的收益为12500美元（125HDD指数点×100美元）。

（2）合约月份

在任意交易时间，分别有7个连续的HDD和CDD期货合约和5个连续的HDD和CDD期权合约上市交易。比如，在2001年9月15日，7个连续的HDD期货合约的到期月份从2001年10月一直延续到2002年4月，7个连续的CDD期货合约的合约月份为2002年4月到2002年10月。在场外交易市场，通常HDD的合约月份从10月到3月，CDD的合约月份从5月到8月，4月和9月被看作是双向月份。

（3）结算

每一月份合约的结算价格依据地球卫星有限公司计算的HDD和CDD指数得出。

（4）交易系统

HDD和CDD期货用CME的GLOBEX电子交易系统进行全天（24小时）交易。

（5）数据来源

地球卫星有限公司。地球卫星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开发遥感设备和提供地理信息的专业服务公司，可以提供每日和每小时的气温信息，该公司在为农业和能源市场提供气候信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CME所选择城市的气温由一个自动数据收集设备即自动表面观测系统（ASOS）测定，这一系统测出的每日最高和最低气温直接传输给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NCDC），该中心是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的一个下属部门。当ASOS系统出现故障或传输受阻时，地球卫星有限公司将及时进行质量控制并提供替代数据。

季节性天气期货合约

CME在推出日温度指数期货以后，于2003年5月26日开始上市交易季节性天气产品。季节性天气指数期货以制热日指数和制冷日指数为基础，是日温度指数期货的延伸，它包括制冷季节指数期货（SCDD）和制热季节指数期货（SHDD）。季节性天气期货的长度为5个月，夏季合约从5月到9月，冬季合约从11月到3月。所选择的城市为芝加哥、辛辛那提和纽约。该产品通过GLOBEX电子进行交易。季节性合约可以使交易者在一个价格上交易整个季节的温度指数，而不需要把每个月份的合约分别进行交易，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并减少交易者的交易成本 。 Euronext.liffe天气期货（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合约于2001年7月推出，是以欧洲三个地区（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月度和冬季的日平均温度（DAT）为基础设计的。通过Euronext.liffe的天气期货合约来化解天气风险的使用者包括：供给和需求与天气变化高度相关的能源公司；需要对组合风险进行分散的保险和分保险公司；客户的购买行为受天气变化影响的零售企业；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的经营者、食品制造商和农产品贸易商，天气的变化能影响作物产量、出口和价格 。

日平均温度

欧洲天气市场与美国有所不同。美国市场主要表现为很强的季节性需求，即冬季取暖和夏季降温，因此以制热日和制冷日（通常为65华氏度）为交易标的，美国的能源企业最先创造了这个市场，并且这些企业的需求使这个市场进一步演进。而欧洲夏季没有相应的降温需求，因此欧洲市场开展天气指数交易就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Euronext.liffe选择了日平均温度和冬季温度指数作为标的，这两种温度指数在OTC市场都有交易，因此这种选择比较简单和直接，能迎合更广泛的需求。

月度指数

MI=100+Mean（DAT）1,n ，其中，n=一个月的天数，DTA是一天的最高温度（Tmax）和最低温度（Tmin）的算术平均数（摄氏度），各地区的DTA每日通过Euronext.liffe的天气网站对外发布。Mean（DAT）1,n是当月日平均温度的算术平均数，该值加上100就是该月的月度指数。如果月平均温度为7.21摄氏度，则月度指数为107.21。

冬季指数

WSI=100+Mean(DAT)1,n ，其中，n=冬季的天数，冬季期间为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

Euronext.liffe的天气期货合约是用现金结算的，每份合约到期时Euronext.liffe都要根据月度指数或冬季指数计算一个最终的平仓价（即交割结算价，EDSP）。

期货合约

Euronext.liffe的天气期货合约包括月度指数合约和冬季指数合约，温度为欧洲三个不同地区的温度，因此，在同一月份有三个月度指数合约在交易，即伦敦MI、巴黎MI和柏林MI。

月度指数合约

（1）合约规格

Euronext.liffe的月度指数合约和冬季指数合约以摄氏度为计价单位，一摄氏度为3000英镑/欧元（伦敦温度以英镑计价，巴黎和柏林温度以欧元计价）。

（2）合约月份

月度指数合约的合约月份包括全年的12个月，冬季指数合约的合约月份从11月到次年3月。

（3）最小波动

最小波动为0.01摄氏度，相当于30英镑/欧元。

（4）结算

每一合约月份的结算价格（EDSP）在相关交割月份的最后一个自然日根据月度指数值和季节指数值得出，三个地区的温度分别由所在国的气象管理部门提供。交易结算比较特殊，结算价格公布日和结算日是相邻的两天，受时差影响，三个地区的结算日有所差别，其中伦敦和柏林的结算价格公布日为最后交易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巴黎的结算价格公布日为最后交易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结算日相应在其后一天。

（5）交易系统

所有交易通过LIFFE CONNECT系统进行（该系统于1998年11月开始运行），交易时间为交易日10：00－17：00。